“五一”游客最爱打卡哪些文物古迹？大数据告诉你

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关系和其他的生产关系一样，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长期历史过程。

还存在一些能够指导或引导行为的其他工具，这些工具是用来补充或部分取代法律手段以实现社会目标的。就此，萨默斯教授对实用工具主义的过度使用提出了批评。

当代中国社会关于法治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程度上源自西方的规则主义法治观与本土的实用主义法治观之间的疏离，源自关于法治的规则约束与实用导向功能的定位偏差。(57) 由于历史国情等因素的不同，乌克兰、埃及、泰国、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南美等诸多发展中国家照搬美国等西方国家法律，非但没有带动本国经济与社会进步，反而造成法治改革的失败与社会动荡。……法律只是‘受所处特殊环境影响的特殊个体的宣言。在当代中国超大型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之下，各种情势瞬息万变、突发事件层出不穷，社会管理者面临的风险与压力前所未有，这就需要我们客观认识实用导向型法治的现实合理性，但也要警惕极端法治工具论者所可能带来的危险。(38) 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法治的不周延性、效能有限性与中国社会的高度复杂性、法律适用语境的多元性以及全方位的社会管理之间的张力极为凸显。

(37)考默萨以美国为例指出法治远不是我们所时常想象和描绘的那样简单和强大。他们常常会发现有些法律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与实效性欠缺，有些法律看似完美实则不接地气。从人生境界来看，为亲属复仇难获因义之名，因为它是从家属角度考虑利害得失的功利境界者观念，而不是基于社会考虑应否做某事的道德境界者思想。

第三，觉解到义利之别。模仿是人的本能，顺从社会习俗一般会使个人生活变得简便高效。不知法而合乎法，属于顺从性情或习惯的自然产物，有待于提升为对法律有觉解的守法行为，因为它具有简单性、冲动性、偏颇性等弊端。(44)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2页。

也要认识到，不正确的义观念对公民守法具有消极影响，典型例子就是亲属复仇在各个朝代的屡禁不止，如东汉赵娥、晋时王谈、北魏孙男玉、南齐朱谦之、宋时钱延庆、隋时王舜、唐时王宏超、金时张锦、清代沈万良等。造成此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分强调法的规范性特征，直接原因是学习、推崇西方守法理论有余，未能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提炼出中国特色守法理论。

(25)冯友兰：《贞元六书(下)》，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56贞。惟明道见草则知生意，见鱼则知自得意。刘杨：《道德、法律、守法义务之间的系统性理论——自然法学说与法律实证主义关系透视》，《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十分注重人的内在修养，有更多关乎人性觉解的道德实践理论④，为探讨公民守法内生动力机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资源。

破解知法而不守法难题，需要我们在关注外部监督约束措施的同时，从内在视角探讨公民守法内生动力机制，即由知识—情感—意志—信仰等诸多内因交织而成、被人生境界统摄、将法律从外部规范与制度转化为守法者内在需求与自觉的心理转换机制。(40)人要达到天地境界这一人生的最高境界，不能像常人那样进行图画式的想象，而要总括所有的理而思之，即有太极或理世界的观念。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更严重的是，这种认识漠视了尽伦尽职对全民守法的建构作用。

(44)在天地境界者看来，法律不是束缚人的枷锁，法律的谦抑性使得守法成为万物各得其所和而不同的手段。(26)要完成由生存到生活的跃迁，离不开社会。

(38)冯友兰：《贞元六书(下)》，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84页。他于做某事时，自觉其是做某事，此是自觉，此是觉。

公职人员身份的特殊性，不仅要求其遵循更加严格的职业伦理，而且在执法过程中要有仁爱之心，要像焦裕禄一样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首先，就整体而言，不知法而合乎法逐私利而守法属于不需要努力的自然产物，出于义而守法顺应理而守法则是努力之后的精神创造物。出于义而守法的提出，能够有效解决全民守法可能面临的法律缺失问题，比如在车辆共享、房屋共享等共享经济尚缺乏法律规制的情形下，(33)有些人循义而行，盘活了闲置资源，节约了社会成本，有利于新型经济秩序的形成与稳定。(42)冯友兰：《贞元六书(下)》，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35页。(37)冯友兰：《贞元六书(下)》，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83页。但是，其行为只能称之为合乎法或由法行，而不能称之为守法，因为守法是外在客观行为和内在主观意志的统一。

受认识水平、语言表达、立法技术等因素制约，法律难免出现漏洞或空白。其次，揭示了和谐是公民守法的根本目标。

②守法正当性理论十分丰富。⑨冯友兰：《贞元六书(下)》，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17页。

因此，当遵守法律比不遵守法律似乎给他们自己带来更大好处或更小坏处时，他们才会愿意去遵守。(37)事天是指知天者尊高年慈孤弱之类的日常行为对于他具有超道德底意义，在天地境界中底人事天赞化，则是所以穷世界之理，尽人之性。

解是了解……觉是自觉。基于人生境界理论探讨公民守法内生动力机制，可诊治当下学界忙于迻译西方法学理论、急于移植西方法律制度之弊病，蕴藏着提炼总结汉语法学守法理论之可能性。内容提要：守法是社会机体的健康状态。孔子评价说：赐失之矣。

(12)[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以往由外国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术语译介的准确性如何，将直接影响中国文化形象重构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2016年，英国学者沃恩·布朗利（Siobhan Brownlie）出版了《在翻译中绘制记忆》（Mapping Memory in Translation），构建了翻译与记忆的跨学科研究理论框架，总结了记忆的9种类型，强调了翻译在记忆塑造、传承、经典化中潜移默化却又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记忆有一定的延续性和传承性，要构建中国集体文化记忆，就必须有一批具有定力和热情的学者，孜孜不倦地阐释、解读、翻译中国的法律典籍，构建起中国集体文化记忆，培育出自成体系的法律典籍翻译研究。

从文化记忆理论下看法律典籍重译和研究 文化记忆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文化记忆理论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人文传承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性。

翻译在某一特定时期有可能受到某种政治的、个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使得文化记忆遇到时空的变迁，就可能发生改变。文化记忆、翻译和文化传播是密切相关的。纵观中国传统法律典籍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构建、传播中国法律典籍的文化记忆，似乎均由外国人主导。文化记忆剖析文化翻译研究的记忆属性，反过来，文化翻译研究为文化记忆提供了更大的认知空间。

20世纪末期，德国阿斯曼夫妇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尝试构建文化记忆相关的理论。翻译既是不同文化之间认知、交流和反观、形成文化自信的镜鉴，也是构建、传承、延续和传播集体、国家乃至跨国之间文化记忆（transnational memory）的重要工具。

在法律典籍翻译中树立文化自信 中国法律典籍是古代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智慧结晶，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化产品。然而，就是这些少有的典籍译本，也未经翻译学界的充分讨论。

法律典籍是古代社会中的社群对法律实践、法律经验、法律思想的总结和升华，需要依靠集体记忆来完成，文本、话语和叙事在构建民族身份上扮演着重要作用，这是人们实现文化自觉的感知媒介，也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另一方面，类似主题的现有译作为译者进一步选译、借鉴并在新译作中传承下来的记忆行为奠定基石。